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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與派字譜的形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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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全真道研究》     作者:張廣保     時間:2019-06-27 14:28:58      繁體中文版     

3、明代各地龍門派傳承

我們在上文已經通過對山西永樂純陽宮、山東泰山三陽觀的個案分析,發現這兩座宮觀在明代中后期已經存在華山派、果老祖師云陽派傳承世系,又通過與白云觀《諸真宗派總簿》所載兩宗派字詩比對,看到差不多相同。接下來,讓我們再來探討有關龍門派的宗系傳承這個困擾道教研究界許久的問題。對于龍門派的宗系傳承的真實性,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持續質疑。我們通過綜合諸家的論述,發現質疑的焦點集中于下面四點:其一,趙道堅與龍門派的關系,其二,元世祖御賜前二十派字及康熙增賜后八十派字,其三,王常月之前六代宗師傳承的真實性。第四,有關王常月中興龍門派的問題。這四個問題的確值得認真探討,因為在現存教史文獻中,圍繞這四點尤其是前三點的記載的確存在含糊不清及與歷史事實嚴重背離的現象。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不妨先把白云觀《諸真宗派總簿》所載龍門派派字詩列出來:

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

至理宗誠信,崇高嗣法興,世景榮惟懋,希微衍自寧。

住修正仁義,超升云會登,大妙中黃貴,圣體全用功。

虛空乾坤秀,金木姓相逢,山海龍虎交,蓮開現寶新。

行滿丹書詔,月盈祥光生,萬古續仙號,三界都是親。

這份龍門派的派字譜,又被稱為“龍門百字譜”或“龍門百字詩”,在清代及民國時期道教不少宮觀都有收藏,亦載錄于不少道教典籍中。對于學界有關這份龍門百字譜的真偽的討論,我們認為以前的研究有失籠統,在沒有對明代龍門派各大宮觀的傳承展開大量的個案研究之前,只是籠統地質疑或者為之辯護,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為此我們在此仍將聚焦于明代各宮觀的龍門派傳承。

甲、陜西佳縣白云觀的龍門派

陜西佳縣白云觀位于陜北黃河西岸白云山,是明代全真教在西北的一座重鎮。此觀由全真道士李玉風始建于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1605)。此后各代又續有擴建,最終形成一座擁有五十三個殿 堂的寵大建筑群,并保留至今。這在當今道觀中,其規模也是相當巨大的。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佳縣白云觀保留有大量的碑刻,據稱總數多達一百七十二方,這就為我們研究該觀的宗系傳承提供了一手的材料。最早關注陜西佳縣白云觀并對之展開研究的學者是樊光春。他于2008年發表兩篇論文討論佳縣白云觀龍門派的宗系傳承。樊光春通過實地考察,找到白云觀存留碑刻中二十八通錄有道眾名單及字派的碑刻,其起迄時間為上限明萬歷三十六年(1605),下止1995年,綿延三百八十五年。基本上涵蓋了該觀自創建以來至今的全部歷史。這就為我們追溯該觀在明代以后的傳承世系及派字譜提供了扎實的數據基礎。

      萬歷三十六年(1608)陜西布政使司頒布一份諭帖為佳縣白云觀招募道士,從諭帖中提到的所招募的四名道士王真壽、景真云、李守風、趙常清的派字看,他們與上引北京白云觀所載龍門派的派字譜相合,屬龍門第六、七、八代,即“真”“常”“守”三字。這說明早在明代萬歷三十六年就有龍門派道徒在活動。由于諭帖沒有交待這幾名道士具體是從什么地方招募來的,因此我們難以判定佳縣白云觀傳承的淵源。不過他們的輩份都早于北京白云觀的龍門傳承法脈。樊光春推測他們可能源于靳道元、姜善信、馬真一傳承系統。但這一傳承系統中也有不少疑點,如我們前文提到姜善信的嫡傳弟子為董逸沖,時當元世祖至元年間,其命名不符合龍門派字詩,而馬真一活躍于明末,與姜善信之間存在很長時間空缺。看來對龍門派的真實發祥地還難以考定,需要等待更多材料出現。值得注意的是樊光春還提到明景泰三年(1452)陜西戶縣的《重修東岳廟記》碑,頗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追溯龍門派的淵源。該碑正文中提到宣德元年(1426),北京隆陽宮全真道士榮常存來陜西,游歷樓觀、終南、祖庭三宮。又該碑署名還有鄭守山等五位“守”字道士。如果他們也屬于龍門派的“常”“守”字輩的話,那么龍門派字譜出現時間又可以上推近一百八十年。不過,此條碑文顯示證據較弱,我們不能因為碑文中提到一個榮常存就確信北京隆陽宮有全真龍門派。這就如同我們在蒙元時期大量碑刻中普遍發現帶有“道”“德”二字全真道士,但我們不能說龍門派在這時已存在一樣。不過,無論如何,陜西佳縣白云觀存留碑文,至少可以顯示明代萬歷年間已有龍門派在活動。此外從樊光春對該觀存留的二十八通不同時代的記有道士名單、字派碑刻的統計看,他們的派字有“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合”“教”,與《諸真宗派總簿》所記龍門派字詩相合。

乙、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修真宮之龍門傳承

除陜西之外,在明代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今青州市彌河鎮上院村)修真宮,我們還發現現存最早的全真教龍門派傳承世系。其傳承早至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

位于今山東省青州市彌河鎮的修真宮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全真教宮觀。據萬歷三十三年(1605)碑記,該宮占盡形勝,景致優美:“前有流水,后有高崗,左有層崖石壁,右有龍門山。巍巍峩峩,斷岸(下缺)聳翠,憑高遠望,東連廣野,接于巨川,此修真宮之大觀也。”修真宮也頗具規模,明正德時,該宮即有三清殿、老君堂等主體建筑,系一座自古相傳的全真教古老建筑。然而其始建年代,明代人已無法考清。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時任修真宮住持兼充衡王府家廟司香燭的道士張守安,對修真宮進行規模較大的修繕,留下《重修修真宮記碑》(1513年撰文,1315年立石),以后在明代又續有修繕之舉,并留有《重修修真宮記碑記》(1588,原碑所記年代之處有殘缺,趙衛東結合碑文考證為萬歷十六年,甚是),《重修修真宮碑》(1605,原碑所記年代之處有殘缺,趙衛東結合碑文考證為萬歷三十三年,甚是),《明萬歷年間重修修真宮碑》(原碑所記年代之處有殘缺,趙衛東結合碑文考證為萬歷年間,原碑現存于青州市彌河鎮上院村村西修真宮院內,承趙衛東教授恵賜碑文。)修真宮自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至萬歷三十三(1605)的九十二年中,一直得到修繕,這說明它在明代中后期一直維持活躍狀態。從四次修繕遺留的碑記看,前兩次修繕得到當地藩府衡王府的財政支持,因為修真宮一度曾充當衡王府的家廟,后兩次修繕則得到當地民眾的經濟支持,據1605年碑記,為修繕修真宮,當地民眾還特別成立香頭社以募集資金。這說明修真宮在明代不但與上層保持良好關系,而且也在當地民眾中具有很大影響力。這或許是它能在明代存續的重要原因。

關于修真宮的龍門傳承譜系,據1513年碑記之碑陰“本宮道眾欄”記載,早在此年該宮就有“守”字輩兩人、“太”字輩道士七人、“清”字輩四人、“志”字輩二人。又該碑碑陰還列張仙庵住持李一安,東城隍廟住持劉通達,樂安縣住指呂教深等。這其中張守安擔任修真宮住持。這說明在1513年,修真宮宗派字譜中輩份者為“守”字輩。而東城隍廟住持劉通達則屬較高的“通”字輩。另“教”字輩則稍晚。然而這種字譜排列是否屬于龍門派呢?從上述一通萬歷年間碑刻看,應當毫無疑問。因為這通碑刻在發心弟子欄交待了道眾之間的傳承關系:“發心弟子:蘇陽臣,徒弟宋來夏,宋來春、李來迎,侄董來用,徒孫魏復慶、李復壽、趙復集、蔣復馨,重孫張本曾、傅本茂、張本盛、李本旺。”這種“陽”“來”“復”“本”的排序符合龍門派前二十派字詩之“一陽來復本”。

修真宮的龍門傳承譜系在1513年的“守”“太”“清”至萬歷年間的“陽”“來”“復”“本”,這前后至少六十年共傳承不到十字。從修真宮的龍門傳承譜系在1513年即至“守”字輩看,該宮全真教龍門譜系是現存所知最早者。如果再考慮從“道德通玄靜真常”等七字傳到到1513年的“守”字,那么修真宮的龍門派字譜當可追溯一個更早年代,可能早到明代初期偏后。

丙、武當山全真龍門派傳承

不少學者都注意到康熙二年(1659),龍門派第七代傳人王常月率徒南下,康熙十一年(1673)于武當山玉虛宮立壇授戒,從而促使龍門派在武當山興旺發展。不過從武當山凝虛觀、太子坡保留的相關碑刻看,龍門派在武當山的傳承當遠早于王常月的南下。武當山凝虛觀保存一通記載萬歷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派太監葉思恭前往武當山遇仙坪,令凝虛觀全真道士李玄成為其舉辦金箓醮,以祈釋結消愆,龍體康泰。從碑文記載看,凝虛觀住持為李玄成,其徒列有以劉靜功為首的“靜”字輩道士十五人,正符合龍門派“道德通玄靜”的派字譜。

又據武當山保存的《太玄洞記》碑之“敕建大岳太和山蠟燭澗太玄洞焚修全真弟子范教寬”,可知太玄洞有全真“教”字輩弟子,又八仙觀亦有王守真、趙福緣、王道暉,太常觀有殷守道、殷空道、徐永道等“道”“守”“永”字輩全真弟子。而李玄成之所以能夠上通皇宮,與神宗直接來往,乃是因為他系神宗之舅。他在武當山遇仙坪創立凝虛觀的時間為萬歷三十年(1602)。值得注意的是,武當凝虛觀龍門派傳承始于較早的“玄”字輩,屬龍門第四代。這就不僅早于北京白云觀王常月的第七代,而且也早于陜西佳縣白云觀的第六代“真”字輩。

又武當山太子坡存有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所立《重修復真觀十方叢林碑記》《重修復真觀暨神路碑記》兩碑。碑中記錄了復真觀于康熙年間在官府支持下幾次重修過程。首次重修系鄖陽撫治王來任于康熙元年(1662)邀請全真道士白玄福完成,第二次發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玄福之徒孫,張靜明之徒張真源主持,歷時五年,終于二十九年(1690)完工。從碑文所載復真觀道士白玄福、徒張靜明、徒孫張真源及張真源徒侄王常安(又碑末署名還有六位“守”字輩,如許守初)等人法名看,其派字屬“玄”“靜”“真”“常”“守”正與龍門派百字詩相合。值得注意的是,白玄福在康熙元年(1662)修復復真觀時,王常月尚未南下,而且他的“玄”字輩也高于王常月的“常”字輩有三輩。可見武當山龍門派并非源于北京白云觀。

丁、劉迅在南陽玄妙觀的發現

此外,劉迅在對南陽玄妙觀的田野調查時,也發現幾通清代道教碑刻,其中順治十四年(1658)及康熙三年(1665)的石碑,其上刻有玄妙觀六十名道士的名字,其中的四十六位法名與全其教派字詩相合。劉迅在《張將軍瘱埋枯骨:清初南陽重建中全真道與清廷之合作》一文中列出1658年碑中四十六位道士分別歸屬的龍門字派:道德(2)通玄(3)靜,真(2)常(5)守(7)太(10)清(8)。一(4)陽來復本(3),合教(2)永圓明。劉迅在文中又指出:“七年以后,名列1665年石碑的21名全真道士同樣顯示了他們名字與全真龍門一系詩文的系譜特征的一致性:道德通玄靜,真(1)常(4)守(6)太(3)清(2)。一(2)陽來復本(1),合教永圓明。

承蒙劉迅教授恵賜上述1658年碑刻的釋文,我在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碑刻碑陰之本觀道人欄,找到“德”字輩道士三人,“通”字輩一人,“玄”字輩一人,“真”字輩二人,“常”字輩四人,“守”字輩五人,“太”字輩十人,“清”字輩七人,“一”字輩四人,“陽”字輩一人,“復”字輩一人,“本”字輩二人,“合”字輩一人,“教”字輩一人,“明”字輩一人。另還有“高”字輩二人,“崇”“有”“自”“正”“弘”“尚”“功”“希”等字輩道士各一人。這與劉迅的計算小有差異。而康熙四年(1665)年《十方功德碑記》之碑陰,在本觀住持及執事道眾一欄中,共列道士二十五人,除一人為“常”字輩外,其派字分布為:“真(1)常(3)守(6)太(3)清(4)一(3)”,另有“高”“中”字輩各一人,又有一人中間一字有缺文。劉迅發現的上述南陽玄妙觀1658、1665年碑刻的碑陰題名,對于考證龍門派字譜之淵源相當重要。因為在1658年碑中居然有三位道士屬“德”字輩,一位屬“通”字輩,一位屬“玄”字輩。這么高的輩份出現在碑刻中,這在以前資料中從未看到。更重要的是其年代與王常月活躍期重合。這就一方面證明北京白云觀《諸真宗派總簿》所載龍門派百字譜絕非向壁虛造,另一方面說明龍門派百字譜確系起始于“道德通玄靜”一句。此外從前二十字之后名字皆未出現于上述兩通碑陰來看,似乎又從一個側面暗示全真教相傳的康熙續賜八十字并非空穴來風,因此后續八十字無論是否出于康熙御賜,至少其出世年代應晚于前二十字。不過,南陽玄妙觀早在清順治時就存在龍門“德”字輩,遠高于北京白云觀王常月的“常”字輩,這說明南陽玄妙觀的龍門派傳承與北京白云觀王常月一系的龍門傳承無關,應該另有來源。然而由于上述兩碑之碑陰題名并沒有明確指出彼此傳承關系,這就難免使人產生疑問,因為兩通碑文中尤其是1658年的那通所列道士輩份相差太大,從最早的“德”字到最晚的“明”字,竟然差了十九代!這種現象只有龍門派字譜前二十字系循環使用才有可能發生。否則就存在時間缺環,就不好解釋了。

戊、王崗對云南昆明虛凝庵的個案研究

在2007年11月于美國加州伯克利召開的主題為“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國 際討論會中,王崗教授發表了題為《云南虛凝庵晚明早清的龍門派傳承譜系》的論文。在文中他通過自己發現的八通有關虛凝庵的碑記,對明末清初存在于該庵的龍門派傳承展開詳細研究。這八通碑名分別為《重修虛凝庵并置常儲碑記》(1586)、《昊天通明殿碑記》(1633)、《云南府為請敕清查勒石焚修事》(1638)、《云南府復為請敕清查朝陽、虛凝二庵山場事 》(1638)、《重修朝陽庵碑記》(1638)、《虛凝庵常住碑記》(1727)、《補修虛凝庵碑》(1783)、《重修虛凝庵添置常住碑》(1792)。這八通碑時間最早者為明萬歷十四年(1586),最晚的一通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系統記述了一百多年來中國西南邊陲云南昆明虛凝庵全真教龍門派傳承的歷史。

王崗判斷云南昆明虛凝庵全真教龍門派傳承起始于公元1521~1536年,即明世宗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始于龍門派字詩的“真”字輩。此后龍門派在虛凝庵的傳承一直沒有中斷,延續至二十世紀中期。他在文中還以表格形式列出了虛凝庵龍門派傳承的具體派字狀況,其傳承始于真字,歷“常”“守”“太(泰)”“清”“一”“陽”“來”“復”“本”“合(和)”“教”“永”“元(圓)”“明”,與龍門派字詩中前二十字相合。其中“圓”“明”二字輩的年代已進入到清乾隆末年。值得注意的是王崗認為虛凝庵的全真龍門傳承源于云南昆明本土傳統,不僅與明末清初北京白云觀王常月傳承的所謂龍門正宗無關,而且較其更早,在當地也更有影響。

王崗對云南昆明虛凝庵龍門派傳承的個案研究值得我們重視,因為云南昆明虛凝庵的龍門派較上述其它各地例如陜西佳縣白云觀、湖北武當凝虛觀、河南南陽玄妙觀的龍門派年代都更早,且地處中國西南邊陲,這對于我們研究明代龍門派傳播路線很重要。不過其派字詩卻并非最早,這說明龍門派的起源還可進一步上溯。如果早在明嘉靖初期虛凝庵就有真字輩龍門弟子在活動,那么龍門派的開創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代中期以上。

又據《天仙正理直論》(1639)申兆定所撰《伍真人事實及授受源流略》,活躍于江西南昌一帶的伍守陽(1574~1634)也據“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的龍門派詩稱自己為“邱真人門下第八派分符領節弟子沖虛伍守陽”,這屬龍門龍門第八代。伍守陽還有三代以上的明師承譜系:張靜虛(1432?)→李真元(1525~1579)→曹常化(1562~1622)三人,分別為龍門第五、六、七代。其第五代亦可溯至明宣宗、英宗的明初偏后時期。

結論

以上我們依據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就,對有關陜西佳縣白云觀、湖北武當凝虛觀、復真觀、河南南陽玄妙觀、云南昆明虛凝庵等地有關龍門派的傳承宗系作了分析。我們發現在明代中期以后,王常月中興全真龍門之前,中國大陸從陜西、山東、河南、湖北、江西、云南等地都有全真教龍門派道徒在活動,其地域跨度之廣,超出傳統道典的記述。這些龍門派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彼此之間并無密切聯系。因此傳統道典例如《金蓋心燈》構造的以王常月為代表的龍門正宗的傳承譜系只能代表一宗的狀況,無法反映龍門派整體全貌。相反的所謂龍門正宗起源的歷史年代可能相對較晚,如此為了競爭,他們才要構筑一個較早的傳承世系。接下來現在我們再來嘗試解答上述列出的有關學術界對龍門派傳承的四點質疑。我們發現首點有關趙道堅的問題依然固我,缺乏史料支撐教內的傳統記述。因此趙道堅開創龍門派的說法應予否定,很可能只是王常月一系所謂龍門正宗對傳法世系的構造。但因為南陽玄妙觀中已有“德”字輩存在,因此龍門派起源于“道”字輩極有可能,盡管不可能是趙道堅。關于第二點元世祖御賜前二十派字及康熙增賜后八十派字。目前我們已知道龍門百字詩前二十字與后八十字確系分屬不同時期,前二十字出現于一個相對較早時期,后八十字則出現于其后,可能在乾隆之后。關于第三點龍門派前六代律師傳承真實性,實難得到史料證實。這一方面是六位律師之間相距時間過長,如首代趙道堅逝于1221年,至第七代王常月于1628年于王屋山遇趙真嵩得傳,前后共計425年,中間僅有五位傳人,即張德純、陳通微、周玄樸、張靜定、趙真嵩,這意味著每八十多年才有一傳,實為不可思議。不過,具體的傳承人對不上并不意味派字詩也是虛構的,從上引南陽玄妙觀順治十四年碑刻看,龍門派前二十字派字詩真實性沒有什么問題,關于龍門派字詩究竟始于何時?我們認為根據現有史料仍然難以給出確切答案,但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中期以前。我們將它初步定為明初期偏后,即宣宗之后。當然這只是推測,有待進一步發現新材料來修正。

(作者張廣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原載《全真道研究》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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